第9章 古希腊的公理化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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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在中国人看来有点“认死理”,有点“一根筋”,其宗教、科学、法制都有共同的风格,其实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。他们的领导人叫ruler,就是管尺子的人,管规则的人。相比之下,中国人最不“认死理”。《易》经就是讲变化的经,“易”就是变易。佛学到了中国成了禅宗,也放弃定规,所谓“法无定法”。孔子算是执著和刻板一点,但也说“权”是最高学问,“权”就是权变,辩证,灵活处事。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叫“掌权者”,是能够把握“权变”的人。 中国人讲孝,但忠孝不能两全时,孝可以放弃。中国人讲忠,但皇帝犯了错误时,可以“格君心之非”,还可以像孟子那样把“弑君”正名为“除暴”。总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规,重结果不计较程序,重目的不拘泥手段。孟子还说:大人“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义所在”。 一般来说,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,最少机械论,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,就是变通有余,规范不足,就是人治大于法治,德治大于法治。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,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:“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。”“无法”,就是没有法制;“无天”,就是没有上帝,即没有宗教。